明代中期，东南沿海海寇肆虐，北方边境深受蒙古游牧部族侵扰，西南各地亦多次爆发少数民族动乱和流民起义，全国（尤其是沿海沿边地区）治安形势急剧恶化。而与此同时，由于长期以来百姓逃避赋役，隐匿户口，黄册载籍日渐失实，官府对于户口的实际控制每况愈下，加之明初建立的卫所系统趋于瓦解，面临纷至沓来的内乱外扰，官府往往疏于防范，疲于应对。嘉靖之前，已有不少地方官员尝试推行保甲法。嘉靖年间，在地方官员的大力推动下，保甲制大范围兴起，并逐步完善。隆庆、万历年间，保甲制在全国南北各地进一步推行，但沿边沿海地区因形势需要，推行范围广，执行力度大，相关条款具体细致。保甲制对打击盗匪、维护治安乃至防灾救灾方面均具有一定功效，但在其立法、执法及守法各环节也存在诸多弊端，在基层的实施效果往往因官吏的敷衍、营私和民众的消极抵制而深受影响，有名无实，甚至沦为扰民恶法。尽管明代后期广泛推行保甲的倡议屡见不鲜，在明末政权濒临瓦解之际各地又兴起了一轮推行保甲的热潮，而总的来说，终明一代，保甲制基本上系地方官员应对治安形势的权宜之计，兴废无常，朝廷并未着手建立适用全国划一推行的保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