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1963年生于苏州，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代表作包括《红粉》《妻妾成群》《河岸》《碧奴》《黄雀记》等。他的作品获得多项殊荣，曾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第五届庄重文文学奖、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等。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并且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提名第6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蜚声海内外。

初入学堂
九岁的病榻
自行车之歌
童年的一些事
三棵树
金鱼热
船
雨和瓦
城北的桥
夏天的一条街道
吃客
肉铺
茶馆店
恐怖的夜晚到哪里去了

初入学堂
我第一次去学校不是去上学，是去玩或者只是因为家中无人照看，我已经记不清了。那一年我大约五岁，我跟着大姐到她的学校去。我依稀记得坐落在僻静小街上的一排泥砖校舍，一个老校工站在操场上摇动手里的铁铃铛，大姐拉着我的手走进教室。请设想一个学龄前的小孩坐在一群五年级女生中间，怯生生地注视着黑板和黑板前的教师。那个女教师的发式和服饰与我母亲并无二致，但清脆响亮的普通话发音使她的形象变得庄严而神圣起来，那个瞬间我崇敬她胜过我的母亲。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滥竽充数地坐在大姐的教室里，并没有人留意我的存在。我的手里或许握着一支用标语纸折成的箭，1967年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我的身上，我记得琅琅的读书声在四周响起来，一遍又一遍地响起来，无论怎样，那是我第一次感受了教育优美的秩序和韵律。
童稚之忆是否总有一圈虚假的美好的光环？扳指一算，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大姐的学校或许并非那么温暖美好。
我七岁人学，人学前父母带着我去照相馆拍了张全身像，照片上的我身穿黄布仿制的军装，手执一本红宝书放在胸前，咧着嘴快乐地笑着，这张照片后来成为我人生最初阶段的留念。
我自己的小学从前是座耶稣堂，校门朝向大街，从不高的围墙上方望进去，可以看见礼拜堂的青砖建筑，礼拜堂早就被改成学校的小会堂了。一棵本地罕见的老棕榈树长在校门里侧。从1969年秋季开始，棕榈树下的这所小学就成了我的第一所学校。
我记得初入学堂在空地上排队的情景，一年级的教室在从前传教士居住的小楼里，楼前一排漆成蓝色的木栅栏，木栅栏前竖着一块红色的铁质标语牌，上面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标语的内容耳熟能详。学校里总是有什么东西给你带来惊喜，比如楼前的紫荆正开满了星状花朵，它的圆叶摊在手心能击打出异常清脆的响声；比如围墙下的滑梯和木马，虽然木质已近乎腐朽，但它们仍然是孩子们难得享用的大玩具，天真好动的孩子都拥上去，剩下一些循规蹈矩的乖孩子站着观望。
入学第一天是慌张而亢奋的一天，但我也有了我的不快，因为排座位的时候，老师把我和一个姓王的女孩排在一张课桌上，而且是第一排。我讨厌坐在第一排，第一排给人以某种弱小可怜的感觉；我更讨厌与那个女孩同桌，因为她邋遢而呆板，别的女孩都穿着花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唯独她穿着打了补丁的蓝裤子，而且她的脸上布满鼻涕的痕迹。我的同桌始终用一种受惊的目光朝我窥望，我看见她把毛主席的红宝书放在一只铝碗里，铝碗有柄，她就一直把铝碗端来端去的，显得有点可笑，但这样携带红宝书肯定是她家长的吩咐。
所以，入学第一天我侧着脸和身子坐在课堂里，心中一直为我不如意的座位愤愤不平。
启蒙老师姓陈，当时大约五十岁的样子，关于她的历史现在已无从查访，只记得她是湖南人，丈夫死了，多年来她与女儿相依为命住在学校唯一的一间宿舍里，其实也就是一年级教室的楼上。现在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陈老师的齐耳短发已经斑白，颧骨略高，眼睛细长但明亮如灯。记得她常年穿着灰色的上衣和黑布鞋子，气质洁净而娴雅，当她站在初入学堂的孩子们面前时，他们或许会以她作参照，形成此后一生的某个标准：一个女教师就应该有这种明亮的眼神和善良的微笑，应该有这种动听而不失力度的女中音，她的教鞭应该笔直地放在课本上，而不是常常提起来敲击孩子们的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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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了作者在小时候的人和事。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作者小时候的无忧无虑与自由自在，看完之后会让人感到小时候的快乐，大人看完会想回到小时候的冲动。
本书用作者小时候的事向我们阐述了生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乱动时期的孩子的清苦生活，让我们感到了那时童年的无趣。

本书以优美至极的散文格式写就，讲述了作者在苏州街头晃晃悠悠成长的南方童年。行船、流水、城北的桥及夏日街头三三两两的人群等弥漫着南方水气氤氲的生活让人悠闲中又感觉说不出的怅然。全文细腻写实，真情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