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近代，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从大体上说不屈不挠地学西方，尽管在方向上有过调整，在方法上有过变动，但中国必将走上西方的路，则是近代中国各家各派的共同选择，不论是晚清的变革，还是民国的共和，抑或是共和国走过的路，学习西方的主线始终如一。中国能现代化吗？一直像警钟一样在中国入耳边长鸣。

“容忍历史不完美”。同样，我们还要“坦然面对历史的伤”。过往百年，中国人在艰难的探索、转型中有过许多挫折、彷徨、失误，也遇到过外来的、内部的战争、冲突与较量，认真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记住历史，忘掉仇恨，是为了开辟未来。这，或许是余玲、赵省伟下这么大功夫编辑马勇专著的《坦然面对历史的伤（重述1840－1911年故事）》这本小册子的目标。

《坦然面对历史的伤：重述1840～1911年故事》是社科院马勇教授关于晚清史的总结性著作。

《坦然面对历史的伤（重述1840－1911年故事）》作者怀揣着温情和敬意，从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叙说长远看五口通商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洋务新政确立的中体西用富强道路并不错，光绪帝推动改革并非想象那么难，八国联军是来拯救外交官和教民的，清政府废除科举并未使革命党人增多……报以坦然和善意，以期可以重新理解一个国家曾经走过的路。

第一次鸦片战争

被迫进入近代

停滞的帝国

睁眼看世界

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重回宁静与安逸

五口通商的意义

入城与反入城

“民心可用”：高调、空谈与误国

拒绝交往：排外主义消极抵抗

第二次鸦片战争

小皇帝面临新难题

交往需要坦诚

换约冲突一触即发

和平换约变成武装冲突

重回和平轨道

又回战争边缘

错综复杂“多国杀”

和平渐行渐远

大沽失陷：僧格林沁挂出免战白旗

天津议和

通州谈判

八里桥大战：和平希望彻底破灭

洋务新政

辛酉政变

曾国藩的远见

“中体西用”的初步尝试

中国文明的“软实力”

中法战争

朝鲜危机

甲午之殇

一心要战的日本人

甲午陆战：望风而逃一溃千里

黄海决战的悲情与悲壮

甲午旅顺之殇

甲午陆战：弃守辽东

威海之战：甲午战争的转折

和比战难：甲午经验

李鸿章遇刺及其后果

李鸿章忍辱负重马关讲和

戊戌变法

胶州湾事件

抢占旅顺和大连

威海卫之殇

康圣人的巴西移民计划

西花厅问话

上清帝第六书

昙花一现的保国会

王照上书

官不聊生

光绪密诏

康圣人，你快离开北京吧

夜访袁世凯

义和团运动

大阿哥事件

义和拳起山东

被绑架的义和团

北京来了义和团

八国联军进北京

辛丑条约的签订

清末新政

八国联合改造中国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废除科举好难

训练新军

现代法律体系的确立

新政的真诚与成效

辛亥革命

改良输给了革命

武昌起义

汤化龙仗义而出：民国政治的起点

找个理由不革命：黎元洪们的第一选择

被迫革命的黎元洪

出手不凡的湖北军政府

隔岸观火的袁世凯

袁世凯出山为推动君主立宪

清廷不觉醒让革命燎原

“中体西用”的初步尝试

正如曾国藩所意识到的，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具有明显缺陷，带有极强雪耻意识、自卑心理。学习西方，就是学习西方，为什么一定要学好之后去“制夷”，为什么不能与世界同步发展，共同进步呢？

曾国藩意识到了洋务新政的内在矛盾，但他那代人并没有办法真正克服这个矛盾。那代人开创的洋务事业和清王朝的中兴运动，实际上就是沿着这条轨道前进。经过几十年奋斗，洋务运动不仅没有抵挡住外国列强的侵略，反而在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冲击下一败涂地，持续几十年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换来的却是割地赔款，中国人不得不再一次冷静地思索向西方学习的利弊得失，重新探索中国发展之道。

其实，早在洋务兴起之初，就已有人预见到后来将要发生的危机。曾国藩注意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是长远之举，主张中国人直接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但是，曾国藩不明白在中国政治体制、文化模式、社会心态等没有发生相应变化的情况下，西方科学技术等并不可能真正在中国生根。事实上，只有改革中国既有体制、文化方面的弊端，容受广义的西方精神、体制和文化优长之处，才能真正为中国开出一条新治道。

1862年开始担任李鸿章幕僚的冯桂芬，在其1861年准备出版的《校邠庐抗议》中认为中国与西方相比，其落后之处“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这四个方面囊括了中国内政、外交、教育、政治制度各方面。冯桂芬提出，中国只有进行全面改革，才能做到“用西人而不为西人所用”。

很显然，冯桂芬的思想上承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下启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事业。然而也应看到，冯桂芬虽然意识到中国的全面危机，注意到向西方学习，但他所强调的学习内容仍然局限在坚船利炮等技术层面，“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而对西方政治体制、文化思潮，冯桂芬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人仍不屑一顾，依然无法忘情中国传统，以为中国未来必须以儒家伦理为依归，不遗余力学习西方，“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抱有这种愿望的在当时并非冯桂芬一人，可以说当时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知识分子都难以忘怀中华文化，都试图将中西文化进行沟通与融合，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较为激进的郑观应一面不满意于洋务派只知学习外国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将体用分为两端，认为西方国家也有他们自己的体与用，轮船、火炮、铁路等工艺技术只不过是“用”，而“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的君主立宪政体才是他们的体。中国学习西方，应从根本处入手，否则，“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趣，常不相及”，即使做到“铁舰成行，铁路四达”，中国也只能永远落后。他朦胧地意识到，中国要获得真正的进步，必须解决“体”的问题。而问题也出在这里，郑观应强调建立议院制度，以为能够解决体用两端的毛病，但在观念形态上，在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冲突问题时，他又总是希望回归到“圣之经上”，并明确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这种认识无疑反映了传统文化在当时知识分子心理上的积淀和影响。

“中体西用”表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破裂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时代精英，已部分认可西方文化，承认西方文化有弥补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作用，但又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此败下阵来不胜悲哀，希图能在新形势下使传统文化起死复生。在这个意义上说，“中体西用”的口号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曲挽歌，又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重新建构和重新解释。

梁启超1899年在《自由书》中写道，“中体西用”的思想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他相信这个思想“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

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弃“中体西用”路径。这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道理，当然不是梁启超这样彻底否定所能解释的，因为“中体西用”虽说只是一个概念，但其前后期并不是同一个意思。

中国是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之后被迫踏上世界一体化道路的，之所以两次被打方才觉悟，而不像其他“后发国家”面对西方工业文明迅即拥抱，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国文明底蕴太深厚了。文明传统原本是个积极因素，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成为前进的包袱。

在16世纪之前很长时间，中国文明确实有资格傲视全球。但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人类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巨大的产能过剩迫使工业资本寻求海外市场，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一体化，其实就是被硬拉着从农耕文明走上工业文明。

……

P91－93

摆在各位面前的这本《坦然面对历史的伤》，完全出乎我的预料，纯粹是“我的朋友”余玲小姐、赵省伟先生以及时代书局各位出版人的奉献。只是因为我是这本小书的“原创作者”，因而有责任做一点说明，说说我对近代中国历史的一点浅见。

之前的那本《容忍历史不完美》也是时代书局各位朋友的奉献，是他们从我已经发表或已写好而尚未发表的文稿中选编出来的，由于各位创造性地理解市场，因而那本小书的影响远远超乎我个人的预期，许多朋友渐渐能够接受“容忍历史不完美”这样的概念，慢慢愿意用一种理解与同情的立场看待自己国家过往的历史。

《容忍历史不完美》出版后，余玲、赵省伟两位希望能从我的文稿中再选一部分，他们提出了几个方案，最终选择了这样一种模式。我的理解，就是用传统的框架装进我的一些思索，既不是原文全篇移植，也没有让我重写，或赶写任何一篇。我原本对这样的结构并不在意，因为在我的规划中，确实准备再进行若干专题研究之后，尝试着重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现在，余玲、赵省伟帮我进行了一个初步清理，使我看到了自己已有研究的薄弱、问题及细微的贡献在哪里。

近代中国历史虽然为时甚短，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不过短短的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中国人究竟是怎样度过的，是不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描述的那样简直就是一部挨打的历史？悲情叙事？中国与世界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中国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是不是就是一部不断沉沦然后再慢慢爬升的历史过程？凡此，都涉及历史表述的大关节，当我们几十年如一日习惯于一种近乎唯一的表达模式后，任何不一样的言说，都很难被理解，很容易被视为异端，视为邪说，视为历史唯心主义，或最难确解的“非历史主义”。

其实，真正的历史主义应该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应该承认历史理解多样性的合理、可能及必要。历史是已消逝的过去，没有办法“复盘”，没有办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重复试验，验证数据。我们没有办法让逝者重起九泉，回答我们的困惑，解释我们的质疑，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充分占有史料，重建历史的逻辑，理解古人的处境，善意而非恶意猜测古人的言行举止。

按照这种思维原则，我不太愿意先入为主为历史人物划成分，不愿用既定的阶级立场去说明复杂的历史行为。相反，我愿意以一种善意的立场理解历史人物的选择，我相信历史人物和我们一样，面对各种选择时，在主观意图上一定是选择最好的，尽管结果并不一定。

依据这种“日常情理”，我不愿将古典的中国描绘得那样阴冷、灰暗。古典中国或许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惬意、悠闲、舒适，但肯定不像当代不少史家所描述的那样紧张、那样窘迫。假如中国人一直那样紧张、窘迫的过活，不要说精神的创造，即便活着，也只是苟且。

古典的中国，我比较倾向于一种“文明早熟且精致”的描述，甚至更愿意认同“超稳定结构”，以为假如不是西方发生工业革命，不是大航路开辟，中国文明必将长此终古，“历史终结”。这就是16至1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一般看法。中国在那个时代确实就像今天中国人看美国，第一，羡慕；第二，学习。

然而，中国的问题就出在了这里，一个早熟的文明成了中国历史的包袱。当中国人面对西方的时候，各种机缘巧合使中国错过了不少机会。

按理说，中国文明自始并不排斥外来的东西，原初意义上的中国文明如果执意排斥外来的东西，那／z，这样的中国文明现在还应该在黄河中下游那个逼仄的地域。中国文明从黄河流域走到淮河流域，再走到珠江流域，北上甚至越过贝加尔湖。中国文明的包容性超强，今天的中国文明，有多少保留了黄河流域特别是齐鲁文明的风味？

不独今日中国境内的各种区域文明逐渐融入中国文明的大熔炉，而且更值得关注的印度佛教翻山越岭进入中土，不仅在中国赢得了无量数的善男信女，而且经过不到一千年的融合发展，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更厉害的是，中国人甚至创造出了一个“中国佛教”。所以，在我的研究中，我一直在想，中西文明过去一百多年的冲突与中印文明千年冲突、融合相比还是太短暂了，西方文明不仅会融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而且，中国文明一定会创造出一个“中国西学”。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文明才能在已有成就基础上再创辉煌，一个全新的中国文明形态才会像宋明理学那样呈现出来。

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人面对西方的困惑、犹豫，不是因为没有看到西方文明的好处，也不是坚定拒绝西方，而是中国人面对西方文明，总是以一种阴谋论、怀疑论的眼光进行打量，没有弄清西方文明对于中国文明来说只是“加法”，是中国农业文明怎样借鉴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因素，而不是用西方文明取代中国文明，用工业文明替换掉农业文明——不是的，而且根本做不到。中国文明就是中国农业生活方式的结晶、恩赐，中国的农业无论注入怎样的西方因素，农业还是农业，东方还是东方。工业化、商业化要素可以提升中国农业的生产效率，可以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条件，但是中国的农村一定还是农村，农村并不会被城市完全“覆盖”。

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准则，中国面对工业革命无路可绕，除了亦步亦趋地追赶，不存在另外的可能。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的传统不会刻意区分西方的或东方的，中国人应该大胆地拿来为我所用。中国能现代化吗？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主题，而这个现代化，其实就是步趋西方，追赶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路。

在整个近代，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从大体上说不屈不挠地学西方，尽管在方向上有过调整，在方法上有过变动，但中国必将走上西方的路，则是近代中国各家各派的共同选择，不论是晚清的变革，还是民国的共和，抑或是共和国走过的路，学习西方的主线始终如一。中国能现代化吗？一直像警钟一样在中国入耳边长鸣。

“容忍历史不完美”。同样，我们还要“坦然面对历史的伤”。过往百年，中国人在艰难的探索、转型中有过许多挫折、彷徨、失误，也遇到过外来的、内部的战争、冲突与较量，认真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记住历史，忘掉仇恨，是为了开辟未来。这，或许是余玲、赵省伟下这么大功夫编辑这本小册子的目标。

马勇，2013年6月10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