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1900年－1990年)，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他出身名门，早年以新诗人、散文家享誉文坛。他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研中国古典文学，执教于著名学府，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其外孙韦柰编著《旧时月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一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讲述了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及其于夫人、子女、师长、挚友、亲朋好友等之间的友谊和故事。

本书《旧时月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以《俞平伯全集》、《俞平伯日记》、《俞平伯大事记》以及作者撰写的《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为主要线索，挖掘其中牵涉到的重要人物。包括他的夫人、子女、师长、挚友、亲朋好友等。在引用有关文字的同时，讲述俞平伯的学术成就，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和故事，并辅以照片，有着较强的历史性和文献意义，其中许多材料均出自作者40余年与俞平伯共同生活的第一手材料。

《旧时月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由韦柰编著。

文学世家＼001

我的外祖母许宝驯＼009

子女：俞成、俞欣、俞润民＼045

《红楼梦》研究路上的关键人物＼057

红楼一梦，无怨无悔＼071

良师益友＼087

挚友＼099

弟子华粹深与吴小如＼147

许氏兄妹＼157

邻里与忘年交＼193

●附 录

一、重圆花烛歌 俞平伯＼213

二、《重圆花烛歌》跋 许宝骥＼217

三、俞平伯为叶圣陶所作《兰陵王》提修改意见 俞平伯＼228

四、丙辰京师地震日记(1976) 俞平伯＼232

五、随外祖父游香港七日琐记 韦柰＼248

六、代拟吾庐约言草稿 俞平伯＼261

七、读《代拟吾庐约言草稿》有感 韦柰＼262

珍贵的纪念

邵振国

俞平伯先生赠我的两幅字，我一直珍藏着。

珍藏在我的书房内，未裱，未挂，未曾出示给旁人看过，仅仅与先生赠我的书一起安放在我的书柜内。这是出于我对俞平伯先生的敬重和敬畏，以我的为人，我不会以先生对一个晚辈和孩子的厚爱来炫耀什么，因为那时我的确是一个很无知很无知的孩子，先生作为一代“红学”的丰碑、现代文学史上诗歌散文的巨匠，的确是对一个年少无知的孩子盼其成长进步，才送我那两幅字的。我如今展示出它。也只为证明先生的高尚人品和慈爱，也为我对先生的缅怀，先生已于上世纪即1990年10月15日逝世了。

那是“文革”结束，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距今已显得很远了，那时先生已接近80岁。我是个20余岁的青年，为报考某高校文学系去北京参加考试。此前由于亲戚朋友关系，我们把先生的大女儿俞成叫大姨，自然就把大姨的父亲称呼“外公”。复习考试期间我就住在俞成大姨家。最早她家尚在建国门外大街的一栋楼上，记得那边外国驻华使馆特别多，其他我都淡忘了。后来俞平伯的家才迁到西郊南沙沟的国务院宿舍，就在“七机部”的对面。这两幅字，即是先生在南沙沟住宅楼的一楼那个家中，为我留下的宝贵墨迹，它不仅记录着那位慈蔼、爱人的“外公”，对一个整日埋头屋内看书复习的青年的关爱和希望，笔墨间似乎还浸透着我的青春年华和生命记忆！

大姨安排我跟她的儿子韦柰住一间屋——那是一套很宽敞的、装修设施不错的大三室一厅。大姨说，要不然就让我跟她住一屋了，她每晚都要给她的孙子宁宁陪练小提琴，还要教英语，怕吵了我。韦柰则白天去北京舞蹈学院上班，搞钢琴伴奏，他的钢琴弹得非常好，我有幸多次聆听，我常邀请他演奏，但一般晚间他不演奏，只是笑着朝外公那间屋努一努嘴，是说外公怕吵。如今他已是学院资深的音乐教授了，我也依旧时常记起他弹得极为精彩的钢琴声，那旋律很激情激越，那是柴可夫斯基的《四季》，我如今想来，它也非常像我的青春岁月！

吃饭在那间大客厅，大家围坐在那张十分简单的折叠餐桌旁。有时外公、外婆也在，大姨说，那就是他高兴的时候，才和大家一起就餐。有时则把饭菜送进他的屋去。我到外公的那间分不清是卧室还是书房的屋去转过几次，既有他和外婆的卧榻，也有他的书案写字台，靠墙立满书架。那间客厅的半周转角也摆着低式书柜，柜面摞满书籍。外公在卧室内常翻阅报纸、看看杂志，有时还能听见他唱昆曲，是那种击节击板的吟唱。我则坐在一边小沙发上默默地听着。我那时尚不会向先生求教什么学问，没有那个能力，虽然我确实已经拜读过《红楼梦辨》，并且还看过他1954年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的那篇文章《红楼梦简论》，是我特地从图书馆查找到读的，但是我幼稚得不可能有什么观点或问题提出来。记得有一次聊天时，大姨也在，我刚说出“红楼梦辨”这个词，大姨向我眨了眨眼皮，是怕我勾起外公不愉快的、不愿意说的话题。

但毕竟已是70年代末了，有一天来了两个北大的研究生，事先电话约好来听课，就在客厅里，在那张古旧的餐桌旁，他们请教先生的依旧是“红学”。那天我悄悄地坐在墙角的沙发上，一旁聆听了先生的讲课。授课之后两位学生开出了几张课时费，放在桌上告辞，大姨高兴地说：哈！可以请你去“新侨”西餐厅吃一顿啦！我由此看出，那时俞平伯讲学的机会还非常少而稀罕，使大姨高兴；其二看出先生喜欢吃，尤其是西餐。后来，1985年我结婚不久到北京，便请外公、大姨、韦柰一家人，去了一家很著名的酒店西餐厅，同时邀请了我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的副主编汪兆骞老师夫妇在座。就餐时汪老师与俞平伯先生交谈得非常和蔼、投合。

而在我复习高考的时候，我的心情不无苦闷压抑，自己写了一首不堪为诗的东西，至今记得那头两句是：“老去应试学范进，新来拙笔写蹉跎……”不想被大姨看到了，她笑着并拿给了外公。外公不仅看了，还帮我修改了它，让它有点儿像诗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俞平伯没有笑话这样一个落寞无为而苦闷的青年，却鼓励我要“壮怀兴起”，还与一个无知的晚辈一起，“同看前景是青春”！我两手捧着外公赠给我的那幅字，当即就热泪盈眶了。

如今我仍在庆幸，不是大姨把我那几句歪诗拿给外公看，先生不会想起给我写什么励志的字，如是说，是大姨为我“抛砖引玉”了！

另一幅字，我记得是我赴《北京文学》杂志笔会的时候去看望外公和大姨，先生为我写的。虽是“祝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内容，但我理解俞平伯先生还是为鼓励青年人努力上进，希望他们在文学上取得成绩，报效国家，所以先生依旧写道“同心亿兆巩金瓯”。

岁月如梭，我常拜读先生的著作文集，却很少时候拿出这两幅字来捧阅。时值今天《文艺报》编辑颜慧主任为“收藏”栏目向我约稿，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才捧出它来。它的折叠印痕如同岁月一样留在纸面上，我不知道读者看后会怎样想，而我却又记起了那段对于我的生命之成长弥足珍贵的时光！以及俞平伯先生的高大身影和令人崇仰的品格！

2011年5月12日于兰州

P206-210

我的外祖父，俞平伯。

自2岁从广州到北京，40余年追随始终。

在他身边长大是幸福的。这幸福难以用笔墨形容，是因为他的教诲多在行动之中。还记得我第一次将散文《黄山记游》拿给他看，几日后方交还我手中，只说：“拿去看。”我看了，改动很多，却都是在做“减法”。待改后再拿给他看，说：“好了许多。”此后文字写多了，便慢慢悟出他每次给我改文章的道理，可总结为两个字：精炼。所以每动笔，总是十分小心，不敢有一丝马虎。

在他身边长大是快乐的。这快乐难以用言语描述，是因为那快乐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还记得1970年我从北京到河南息县东岳集去看望在“干校”的二老，初见那居住环境，着实让我大吃一惊，不知该说些什么。但在紧紧拥抱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明天有集市，可买油条来吃。”我那颗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我的忧虑是多余的——在一个懂得生活、会生活，永远快乐的人面前。

在他身边长大是丰富的。这丰富难以用“度”去衡量，是因为那丰富在高朋满座的客厅里，在那一群文学巨匠的言谈话语中，在他的字里行间。还记得小时候，我挨在客厅的角落，听那些我尚不甚解的谈话；记得我在他面前背诵古文、诗词；记得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一次的谈话……那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我终身受益。因着他的丰富，我也有了小小的富有。

在他身边长大，我长大，他离去了。用什么纪念他呢？唯有文字。这些年来，我所作所写都围绕着他，不为别的，只为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懂得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匠——个普通的人。

写他，于我只有一个“情”字，是因为他本多情。他可以一口拒绝做种种顾问，挂各种虚衔；他能把前来采访的记者拒之门外；他会在问及《红楼梦》时闭口不语；他宁可挨整也不给“四人帮”写“效忠信”……但就是这么个倔老头儿，把一生的“情”都注入在他的笔墨之中。他把情留给《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留给《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留给《陶然亭的雪》；他把情留给那农村广袤的土地——为那仅仅一年的“干校”生活。他把情留给夫人、留给儿孙、留给挚友；他把“情”留给那让他吃尽苦头的“梦”中。

2010年，是外祖父逝世20周年，那时我动笔本书，以为纪念。

书名《旧时月色》取自1986年他在“纪念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纪念会”发言的总题，发言到最后，他说道：“往事如尘，回头一看，真有点儿像‘旧时月色’了。”他回首似旧时月色，我写他月色朦胧，然而月色依旧明亮——在我永久的记忆里。

感谢亲友们关心支持，热心提供资料。

愿不负众望。亲爱的外公，您可喜欢？

2011年夏于香港